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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資料：
桐城派,又稱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
桐城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參與作家之眾、播布地域之廣、綿延時間之久，皆為中國文學史上所罕見。
桐城文派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認作桐城文派的前驅。
桐城派文論體系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于方苞，經劉大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
方、劉、姚被尊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
早在青年時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
32歲舉江南鄉試第一，39歲中進士，適逢母病未能參加殿試。
44歲因受鄉先輩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案牽連而入獄，經大學士李光地等人營救，得以赦免出獄。
方苞繼承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
“義”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統的基本觀點；“法”是指表達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修辭等。
他認為“義”與“法”之間為一經一緯，相輔相成，即內容與形式必須統一。
方苞還提倡文章語言必須“雅潔“，淘汰雜質，創造清真雅正、謹嚴樸質的文體。
他認為學習古文應以《左傳》、《史記》為范本，而要學到《左傳》、《史記》的精髓，又必須從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
方苞雖推崇古文，但也反對一味“求古求職典”，反對形式上擬古的古文傾向。
這些主張均比較切實，便于人們掌握古文的正確寫作方法，是對唐宋以來古文運動創作經驗的總結，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方苞“義法”論的創立，為桐城文派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他的門下有劉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劉大魁、最有建樹，為桐城文派承前啟后的中堅人物。
劉大 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
他讀書勤奮，擅長文辭。
青年時代游學京城，拜在方苞門下。
方苞讀其文章，贊嘆不已，認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劉生，乃國士耳。
“可見方苞對劉大魁是何等到看重。
劉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學，曾任皖南黟縣教諭，后又主持歙縣問政學院，歸老于樅陽故里，一生著作頗豐。
劉大魁補充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論，偏重于古文的藝術探討。
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時，認為文章的藝術性有相對的獨立意義，指出文字“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須重視藝術的體現。
劉大魁提出了“神氣”、“音節”、“字句”為文章要素的理論。
“氣”是指語言的氣勢，而“神”則是“氣之精處”，是一種最本質的獨特的風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藝術上的體現。
他認為文章的“神氣”雖然難以看見，但能“于音節見之”，而“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
從文章的字句、章節入手，就可以體察文章的神氣，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頓挫，這無疑是總結我國詩歌韻律學說中的理論，并運用到散文領域。
劉大魁認為，進窺古文“義法”的奧妙應當從熟讀古文入門：“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這就是后來桐城古文家學文與作文的秘訣，后代傳桐城文法者無不以此為不二法門。
劉大魁門下弟子眾多，以姚鼐最為杰出。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弟子稱他為惜抱先生。
姚鼐幼時十分好學，拜劉大魁為師學習古文。
乾隆二十八年中進士，官至刑部郎中。
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任任篆修官。
《四庫全書》修成后，他辭官回鄉，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學問，先后主講于揚州、安慶、歙縣、南京等地書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揚天下。
作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師，姚鼐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論，提出了義理、孝據、詞章三者合一的主張，使桐城派文論具有更完整的體系和周密的理論性。
他的另一個重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是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征的重大命題。
姚鼐認為文章的陰陽剛柔變化，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
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無疑是一個創舉。
姚鼐在教學之余，還選輯了《古文辭類篆》一書，作為弟子學習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紀初，先后有“姚門四杰”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曾國藩及“曾門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紓、姚永樸、姚永概等卓立文壇。
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藝術魅力，成為一代文學正宗。
具體的說，論文觀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間有卓識；游文章寫景狀多有傳神之筆，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機盎然，俱能寄寓對世情的感嘆；傳狀之文，刻畫生動，情見于辭；紀事之文，敘述扼要，流暢時晰。
平易近人，清新可讀，是其整體的流派特點。
其中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學隨之而生，給了桐城派致命的打擊。
而林紓仍在鼓吹“尊孔讀經”，逆時代潮流而動，反對新道德，反對新文學，被斥為“桐城謬種”，理所當然的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對象，桐城派古文運動自此終結，然而，不能據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為反動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咎于作始”。
對于這個在中國文學史上發后過較大影響的散文流派，應該全面、客觀、公正地予以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