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也稱“時文”、“時藝”、“制藝”、“制義”、“八比文”、“四書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
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
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組成部分。
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條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后。
股者，對偶之名也。
……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
……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
……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
若長題則不拘此。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
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
然后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
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
篇末敷演圣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余字，謂之‘大結’。
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
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于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于應舉之文矣。”
又稱時文、制義或制藝。
八股文濫觴于北宋。
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不切實用，于是并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文體并無規格。
元代科舉考試，基本沿襲宋代。
明代洪武元年（1368），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
不過寫法初無定規。
成化年間，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
此后一直沿用下來，由明中期而泛濫整個清代，直到戊戌變法后，才隨著科舉考試的停止而廢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
破題是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開，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
起講為議論的開始，首二字用“意謂”、“若曰”、“以為”、“且夫”、“嘗思”等開端。
“入手”為起講后入手之處。
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為全篇重心。
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
題目主要摘自四書、五經，所論內容主要據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得自由發揮、越雷池一步。
一篇八股文的字數，清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后又改為700字。
八股文注意章法與格調，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而能與駢體辭賦合流，構成一種新的文體，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
但從教育的角度而言，作為考試的文體，八股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很死板，無自由發揮的余地。
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
歷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于北宋的經義。
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
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
經義后來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后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廢八股，鄉、會試雖尚有四書義、五經義，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并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于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
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
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
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于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后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
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么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
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
弘治九年，會試《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
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
(原注：‘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其兩扇立格，(原注：‘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
’)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
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
若長題則不拘此。
嘉靖以后，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
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
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
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
’)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
至萬歷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
篇末敷演圣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余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
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圣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
到了后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
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
爛時文，爛如泥。
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
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圣門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利器。
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
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
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于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
“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
晚生文八股頓首。
’貼于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莊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
八股文一意代圣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
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
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
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臺，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
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當今猶未衰竭。
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
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
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
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后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
《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么多字數，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里，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于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
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于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
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
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么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
他們浸淫于《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并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
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
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后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
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并非僅以八股文名世。
滿人入主中原后，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莊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
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后人借鑒。
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于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
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
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游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
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范。
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云：“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
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
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
**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
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藥。
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
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時，可謂并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后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
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后。
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
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
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
再，清季的所謂“詩鐘”，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
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后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后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
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
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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