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散文,從一開始就顯示了非常鮮明的個性。
五四之后那一代作家的散文中,魯迅先生的散文以其深刻透徹的思想,冷峻犀利的語言,達到中國新文學散文的高峰自不必說,而朱自清和冰心以溫馨婉約的筆調清麗天然的風格各成大家。
而巴金在幾十年的散文創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巴金散文的突出特點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動讀者的心。
巴金常常把自己燃燒在作品中,文章中始終激蕩著作者真摯、強烈的感情。
在解放前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反封建的。
他所要傾吐的就是對于封建專制的恨和對于被壓迫者的愛。
他那些回憶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過的青少年時代的散文,對于早逝的母親,對于始終沒有勇氣與封建社會決裂的大哥,對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與善良,具有原始的正義感的轎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對于摧殘人、殘害人的封建禮教,他發出了強烈的詛咒和抗議,感情質樸而熾烈。
當然,他的筆觸沒有為家庭與親人的范圍所局限,在他結束少年時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會。
當他在更廣泛范圍內接觸到封建統治者與入侵的異族的種種殘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種種悲慘遭遇,他就感到無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種無能為力的絕望。
這些感情交織混和,奔瀉而出,化為文章,成為聲討舊社會的檄文。
巴金在后來的文章中多次將他的筆稱為“一支寫慣了黑暗的筆。
”其實,他寫的不僅是黑暗,還寫了一代知識分子對于黑暗的抗議控訴和一代知識分子在黑暗中尋找光明、艱苦地尋找真理的思想歷程。
他在散文中所記述的心靈的艱難跋涉的歷程,不僅對于他的同時代人發生過啟示作用,而且點化了我們后幾代知識分子。
記錄他思想大轉折的《我的眼淚》一文,今天重讀,仍以一種理想主義的力量激動人心,年青的巴金站在巴黎廣場上的盧梭銅像面前,滿懷景仰之情所接受的“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他從法國哲學家居伊那里所獲得的“在眾人的幸福中謀個人的快樂,在大眾的解放中求個人的自由。
”的信條,不僅是他本人,而且成為好幾代知識分子追求人類大同境界的始點。
從此,巴金開始用他的筆,傾其全部感情及對封建思想,反對專制主義,呼吁和爭取民主與人道主義。
五四時代前后尋求國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種各樣救國救民藥方的時候,不少人曾經接觸過無政府主義的學說。
而巴金就其思想體系而言,他屬于反對剝削、反對壓迫、要求建立人與人之間平等關系的民主主義者。
因而在新中國成立后,他由衷地為新中國唱起贊歌。
他寫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熱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頌了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化。
盡管新誕生的共和國仍然貧窮,仍然落后,然而,它終于由“路有凍死骨、朱門酒肉臭”一變而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舊日的卑賤者從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來。
這是他多年向往、夢寐以求的理想。
這使他興奮不已。
而最令他動情是那些為祖國、為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無私地獻出自己一切的人。
在那篇當時引起了極大反響至今仍為人稱頌不已的《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中,他歌頌的就是在彭德懷身上所體現的那種為人民解放事業而獻身的精神。
當然,更令他感動的是那些出身社會底層,來自窮鄉僻壤的志愿軍戰士,為保衛新誕生的共和國而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事跡。
他為之歡欣鼓舞。
他寫了李大海、孫渭良,在《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里,他寫了一系列有名的與無名的志愿軍英雄。
這些散文以作者發自肺腑的感情力量打動了讀者。
巴金散文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把心掏給讀者,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
他常說:“我有感情必須發泄,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
”[9]解放前,巴金就寫了《家》等長篇小說,也寫了大量散文,表達了他對暴政的詛咒和對自由的向往。
解放后,作者懷著對新生活的熱情寫下了對生活的頌歌。
可是在反胡風運動、反右斗爭和“**”初期,作者也不能不違背良心,寫一些應景文章或批判別人的文章,以保自己過關。
然而,他卻并沒逃脫被打倒、被殘酷迫害的命運。
作者從慘痛的經驗教訓中看到了謊言、假話給民族和自己帶來的災難。
經過這場煉獄之后,巴金思想臻于爐火純青。
他沉痛地說:“我當初的確認為‘歌德’,可以鼓舞人們前進,多講成績可以振奮人心,卻沒有想到好聽的話越講越多,一旦過了頭,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習慣,就上了癮,不說空話,反而日子難過。
”[3]于是他沉痛地懺悔自己的錯誤,寫出了一篇篇說真話,說自己內心想說的話的文章。
在這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針對“假大空”的陰謀文藝,重申了自己的文學主張。
經過十年的反復思考,他愈益堅定了“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這一主張,更加強調了作家對于社會應有的責任感。
從《隨想錄》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講到,他所以拿起筆,是以文學為武器,來與舊社會作斗爭。
他認為文學應該發揮散播火種的作用,作家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傳給別人。
當然,他并未將文學的教育功能作簡單理解,他再三講到“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
”[9]是的,一切文藝作品必須通過以情動人,潛移默化的方式達到作者預期的效果。
他雖然在自己的寫作中始終恪守為社會為人生的原則,但他并不以此做為文學的全部職能,也不以此種創作原則來約束他人。
他鼓勵作家不安于現狀,不斷創新。
他認為,作家一旦停止探索就寫不出有新意的作品。
他贊成在文學上也應打破封閉狀態、實行開放政策的主張,百花齊放,暢所欲言,敢于“說真話”。
在《隨想錄》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議的新起的作家。
對于藝術技巧,他認為“技巧是為內容服務的”,“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真實、是自然、是無技巧”。
我認為,巴金在這里所說的“無技巧”,決不是輕視或否定藝術技巧的作用,他反對的是沒有靈魂的游戲文字,反對“舞文弄墨”的技巧來裝扮蒼白貧血的內容。
他認為技巧必須服務于內容,與所要表達的內容相統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對于內容的最自然的表現。
這種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實感,并經過沉思熟慮才能達到的。
無論古今中外的哪位作家,不論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如果他所抒發的內容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漠不相關,是不會成為一位偉大作家的。
巴金和那些偉大的作家一樣,以他最自然的、不著痕跡的“無技巧”狀態,表現了他對事物的態度,對民族命運的關注,表現了他的人格與道義的力量。
巴金的散文有一大部分內容在于總結十年“**”的歷史。
他的回顧與其它許多人不同,他首先從自我剖析開始。
作者在《懷念胡風》一文中寫道:“想到那些‘斗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
今天翻著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我,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諒我。
”在《隨想錄》序文中說:“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開始的。
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
”他無保留地展示了自己在那十年經歷,展示了自己在強大的壓力下的種種表現,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為什么?”為什么“別人‘高舉’我就‘緊跟’?為什么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為什么別人高喊打倒自己,自己也毫無抵抗地舉手響應?為什么自己的妻子蕭珊、老友老舍、傅雷一個又一個地被摧殘致死,自己不但不能挺身而出、連抗議也不曾發出一聲?……沿著這一連串“為什么”,他不留情地揭示出,原來在自己身上也殘存著迷信權威、盲目服從。
明哲保身等封建思想。
作者在《二十年前》中沉痛地說:“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后來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實可恥。
”他以最坦率的態度袒露了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并以《十字軍英雄記》的兩句話進行自譴:“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作者懷著無比的真誠,沉痛地剖析自己,并進行嚴格的自我批判,坦露自己的靈魂,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有許多大體類似經歷的人,在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不但全無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責任全部推向客觀,竭力美化自己,在這方面,我認為巴金前輩為我們樹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樣。
當然,巴金的有些自責過于言重了。
當年即使有個別的人挺身而出,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作者主要目的是以此激勵人們說真話,阻止“**”的再來。
作者的真誠,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和敬愛,也提高了散文的品格,豐富了散文的美學趣味。
巴金散文的總主題就是喚起群眾,大反封建,這是巴金散文的第三個突出特點。
巴金進行自我剖析時,不僅僅限于單純的自譴自責。
他是以這種形式引發更多的人們進行自我反省。
但是他也并不是要求全民族共懺悔,因為他明白這些人不能承擔這場歷史悲劇的責任。
他們是受害者,他在《隨想錄》中反反復復追究的是,究竟是一種什么力量變成人民為牛馬,為豬狗、為蟲魚,而將另一部分人變成豺狼虎豹。
他既控訴了豺狼虎豹的種種禽獸行徑,同時深入探究他們所以能夠得逞的原因。
他開始探討這段歷史的時候,他講到,“在**”初期我弄不懂“人怎么會變成了獸?對于自己怎樣成為牛馬,我有了一些體會。
至于‘**派’如何化為虎狼?我至今想不通。
”他認為不弄清這一點就不能了解這場悲劇的來由。
他窮究不已,終于豁然頓悟:“**”初期我還以為整個社會在迎大步向前進,到了‘**’后期我才發現我四周到處都有‘高老太爺’,……一連幾年我稱為‘牛鬼’,而一向躲在陰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卻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閑逛。
我指的是封建殘余或者封建流毒。
他找到了導致這場歷史災難的主要原因:封建主義至今未曾離去。
只是那些封建“家長們”都經過了一番裝扮,以革命的面目出現,因而蒙蔽了群眾。
于是他警告人們,“人們認為反封建早已過時,我也認為我們已經摔脫了舊時代。
沒有想到封建殘余在發展、流毒還在擴大。
”我不能不發問:五四時期的反封建傳統到哪里去了?……總之,不管過時不過時,我還是要大反封建。
因此,在他“**”的創作中,不管刮什么風,下什么雨,不論什么人從哪個方面對他的文章進行挑剔,他都不予理會,從不改變自己的主張。
有人反對舊事重提,要求大家向前看,他則堅決主張,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惟有不忘過去,才能做未來的主人”;理想與信念只有建立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才是堅實而不是虛幻的。
他回信給向他討教理想的孩子們說:“只要你們把個人的命運同集體的命運連在一起,把人民和國家的位置放在個人之上,你們就永遠不會‘迷途’。
”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他在回信中告誡孩子們,那就是要保持頭腦的清醒。
從歷史的整個發展來說,當然在《二十年后》與《“**”博物館》中,他就更為明確地提出,只有大家都不再喝“迷魂湯”,而不是只有少數人“清醒”,才能“避免空前大災難”。
正是基于這個認識,他認為有必要建立“**”博物館,讓子孫萬代牢記封建主義卷土重來給人們的危害。
因此“向后看”正是避免出現曲折、保證歷史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由此,他的散文已經在人們心中樹立起一個在新時期繼續大反封建的勇士形象!
樸實自然的風格、行云流水般的文采,是巴金散文的第四個特點,巴金的散文,尤其是晚年的《隨想錄》,有著樸實自然的風格,作者不是為寫文章而寫文章,而長年積蓄的愛憎悲歡、深切感受,不得不發!而一旦噴發,則隨情而走,隨物賦形,常行于當所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自然親切,無跡可尋,猶如真正是百煉鋼化為了繞指柔。
比如《緊箍咒》一文,如果一般作家來寫,一定圍繞“緊箍咒”進行起承轉合,前輔后墊,層層深化,首尾照應等等。
可是巴金卻完全甩開這一套“常用技巧”,從林放讀了他的《我的噩夢》也寫了一篇雜文《“**”還在揪人》,然后就自然地回憶起他與林放的交往,自然地點出“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給戴上了‘金箍兒’。
他也一樣。
我所認識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這樣。
”從此我們就一直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人念起緊箍咒來叫我們痛得打滾……作者進一步寫出他“給壓在個人崇拜的寶塔底下一直喘不過氣來。
”的緊張心情。
直到“**”以后,作者與林放又恢復了聯系,與林放一樣感覺到“**還在揪人”。
最后作者在號召人們警惕的同時,把“多年苦心修建的”“個人崇拜”的“寶塔”和“緊箍咒”一起掀掉了。
作者極為深湛的思想,極為真實的感情,都十分自然地通過與林放的友情寫出來,顯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毫無精心雕琢的痕跡;但卻又是那樣委婉曲折,匠心獨運,真是“爐火純青”!巴金以他的散文創作,為中國散文樹立了一座高峰,一塊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