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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關系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說大家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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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說大家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國現當代文壇上相映生輝的這兩顆雙子星，究竟有著怎樣的師生情誼呢?
西南聯大拜沈從文為師
1939年夏，年僅19歲的汪曾祺懷揣著已讀了多遍的《沈從文小說選》等書籍，告別了故鄉高郵，千里迢迢輾轉來到昆明，順利考入心儀已久的西南聯大中文系。
關于個中緣由，他后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
實際上，自從汪曾祺深深地喜愛上沈從文小說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個沈從文情結。
進校伊始，他就渴望著盡快拜見這位作家老師。
初次在校園內見到沈老師時，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
當旁人告訴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沈從文時，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問一聲好，因為羞怯而稍一猶豫，沈從文已經走了過去。
后來，他多次在校園中見到沈老師迎面走來，總是謙恭地與同學們一道禮貌地退立一旁讓老師先過，他含笑點頭。
直至大學二年級，由于選修了沈從文開設的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謁這位老師。
首次聽沈從文講課，汪曾祺激動萬分。
如此近距離地端詳著剛踏進教室的這位老師，他覺得與想象中的沈從文實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軀上罩著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長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顯蒼白的面龐上，卻輝映著一雙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緊張中沉默了幾分鐘之后，沈從文終于在同學們的笑聲中操著濃重的湘西口音開講了。
加之他講課時不用手勢，缺乏舞臺道白式的腔調，且聲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學對沈從文的課熱情日減，惟獨汪曾祺越聽越有味，并深有體會地告訴同學：“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課一樣，‘舉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從文教創作課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他鼓勵學生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
即便有時在課堂上出兩個題目，也非常具體，像“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記一間屋里的空氣”等，意在讓學生像初進廠的青年工人那樣，先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會組裝。
對于學生的習作，他除了仔細點評，寫出很長的讀后感而外，還將一些與這篇作文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紹給學生閱讀，使其在對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從文教的這些創作方法，讓汪曾祺受益終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習作，沈從文讀后，卻從其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汪長于白描，有能夠抓住一個個富于特征性的細節，鋪展開來羅織成一幅幅幾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樣的圖畫的本領。
他遂特意到圖書館找來幾篇類似于《燈下》寫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讓汪曾祺認真品讀、揣摩。
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經汪曾祺反復修改，將《燈下》改為《異秉》，由沈從文推薦發表在1948年3月《文學雜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好幾年找不到地方發表，也是沈親手幫助寄給上海的鄭振鐸、李健吾，在他們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上發表的。
由于沈從文很欣賞汪曾祺的文學才氣，故而曾把他二年級的作業拿給四年級學生去看，還曾給他的一篇課堂習作打了120分。
這些對于初踏文學路的汪曾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沈從文在創作課上曾有一句口頭禪——“要貼到人物來寫”，對此一些同學要么不在意，要么領會不深，汪曾祺聽了卻如同醍醐灌頂、豁然開朗。
這天，沈老師有意讓他對同學們談談自己對這句話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談：“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
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
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
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
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
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
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如此透徹的理解，不僅讓同學們聽得入了神，更使沈從文欣喜不已。
沈從文除了在課堂上認真講，在課外熱情輔導學生而外，還以其刻苦的創作精神、嚴謹的創作態度為學生們樹立了好榜樣。
有一個時期，他每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總要出幾本書，被譽為“多產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繼日地寫作，以致辛勞過度，落下個愛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親眼見過沈老師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內心極大的震動，從而使他懂得了創作不僅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師的這種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煩”精神。
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后期，汪曾祺與沈從文往還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師。
前來開門的沈從文一見汪的腮幫子腫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買了幾個橘子抱回來，看著汪吃下兩個，又將剩余的塞到他懷中，叮囑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師扶掖下終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而從西南聯大肄業。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國建設中學的私立學校當了兩年教員，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與人生；后毅然離開云南，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
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沈從文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
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此前，從沈從文的多次推薦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
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度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從文分別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藝界有關人士的圍攻，甚至被斥罵為“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致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并忍痛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師的這種激流勇退，著實讓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擔心老師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來。
但沒過幾年，當讀到沈從文那些既有見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時，他就放心了。
許多年后，在為慶賀沈從文的80壽辰而寫的祝辭里，汪曾祺還不無由衷地贊美道：“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反“右”運動中，時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的汪曾祺因文獲罪，在1958年夏被打為“右派”，撤了職務，工資待遇連降3級，并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
在這里，他不僅與農業工人一道起豬圈、刨凍糞、扛麻袋等，還熱心參加并指導所里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活動。
孤寂苦悶的時候，他就給家人、給老師沈從文、給老朋友寫信，從那一封封充滿親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撫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結束勞動改造，因原單位不接收，他遂暫留在農科所協助工作。
當時身患高血壓病住在阜外醫院治療的沈從文從來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萬分，立即給汪曾祺復信。
因等不及家人為他找來信箋，他就從練習本上撕下幾張紙急匆匆地寫起來。
他全然不聽夫人的勸阻，不怕因激動而使血壓升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長達12頁、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從文對于汪曾祺下放勞動后的收獲，感到由衷的高興；而對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時回不了北京所產生的苦悶，則給予了語重心長的撫慰與鼓勵：“得到你1月15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你應當始終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夠延續生命擴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筆寫人寫事。
你不僅是有這種才能，而且有這種理解。
在許多問題上，理解有時其實還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從文出院回家后，還曾將此信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遠在沙嶺子的汪曾祺。
從老師的這些諄諄教誨之中，汪曾祺獲得了直面現實生活、戰勝艱難困苦的極大勇氣。
后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汪曾祺終于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而名揚中外，由此確立了他在我國當代文壇上的著名小說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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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和沈從文的淵源
-----從<<邊城>>和<<受戒>>的藝術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轉載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與汪曾祺可謂兩位重要的作家，同時他們也是一對情深意重的師生。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廢名、沈從文、凌叔華、蕭乾等為代表的“京派”文學的最后傳人。
沈從文是“京派”文學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從師生情誼還是文學風格與流派的傳承、發揚上，汪曾祺都成為沈從文的繼承和發揚的不二人選。
汪曾祺當仁不讓地寫出《沈從文和他的〈邊城〉》、《又讀沈從文》等多篇“沈從文”論。
汪曾祺當年隨同祖父和父親避戰亂而由家鄉高郵，經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終報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時隨身帶著的那本《沈從文小說選》，而在他拜讀過《邊城》之后，更加敬重沈從文，始終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對老師的繼承和作為最后一名“京派”文學傳人的身份。
因此，從〈〈邊城〉〉和〈〈受戒〉〉的比較可以看出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淵源。
對美的抒寫的繼承。
《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風學風格。
文中對美的抒寫更是猶如一首抒情詩。
對人美的描寫在于人性之善，純凈質樸，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氣。
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總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為命，一拉船為生，卻不收坐船人的錢，生活得自由自在，心靈也不受任何羈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鄉親們都幫助翠翠，楊馬兵如父親一般照顧翠翠。
汪曾祺也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餑薺庵里的小和尚，和尚們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門禁”的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的描寫，打破了人與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種反撲歸真的美。
人之美還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愛情之美，親情之美，鄉情之美。
〈〈邊城〉〉里的翠翠與儺送的愛情，少女之戀清新，純凈而又青澀。
而〈〈受戒〉〉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了一個小和尚和村姑的戀愛故事。
“字里行間，只覺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過心頭。
又如多年老釀，回味無窮。
”〈〈邊城〉〉里翠翠與老船公的祖孫情以及老船公與女兒的父女情流露在“門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著祖父身邊”，聽祖父時而講著母親的乖巧時而又吁一口氣，“可是卻無從把那東西挪開。
”天保和儺送都愛翠翠，但兄弟間的親情超越了愛情，哥哥天保死后，儺送無法面對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壓著他，以致淡淡的悲傷。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為舅舅的關系得以到餑薺庵當和尚，也是一種出路。
小英子照顧姐姐趕嫁妝，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鄉情，忙活重活的時候，“幾家顧一家，輪流轉，不收工錢，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閨女，陪嫁妝，磁壇子，錫罐子”，趙大娘“都要用梅紅紙剪出吉祥的花樣，貼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來請她”。
而〈〈邊城〉〉里老船公死后，幫忙的人都來了，“家中人出出進進”，船總順順來了，帶來了一口袋米，一壇酒，一腿豬肉，楊馬兵為大家唱喪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種美則是景美。
純凈的溪水，綠綠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飄著“桃紅色的薄云”，溫柔，美麗，平靜的黃昏，到“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
”〈〈邊城〉〉的自然，純凈之美，正是猶如圓潤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現給讀者的也是一幅幅親信雋永，沒有任何浸染的純然的寧靜的境界。
文章結尾出更是把景美寫到極致，“蘆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
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
青浮萍，紫浮萍。
長腳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
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飛遠了……”
汪沈二人與水都有不解之緣。
他們的小說是水孕育出來了，水孕育出了他們優美的水鄉小說。
〈〈邊城〉〉是沈從文以家鄉小城鳳凰為背景描寫的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為背景，“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人家。
”祖孫兩人就住在溪邊的屋子里。
汪曾祺與沈從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鄉高郵為背景的。
他的家鄉是一個水鄉，他從小生長在水邊，“耳木之所接無非是水。
”文中餑薺庵門前是一條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達。
因此，他們師徒的緣分是“水”，他們描寫的故鄉的小說被稱為“水鄉小說”，他們的小說似水，“水性”構成了他們二人水鄉小說的共同底色。
“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作品的風格。
”汪曾祺曾說。
他們的小說的語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種流動美，充滿了水的隨意性和散漫性。
表現出語言的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沒有非常激烈的情節設置，猶如小溪一般寧靜自然。
〈〈邊城〉〉里的語言清新，自然。
“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
”這種散漫性的語言風格使得翠翠母親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統一的整體，文章柔美而連貫。
〈〈受戒〉〉里的語言簡潔而有干凈，節制而又有彈性，對景物的隨意鋪寫，呈現出自然與隨和，表面雜亂無章，繁雜無矩，卻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構成整體的水鄉畫面。
如對餑薺庵的描寫，“過穿堂，是一個不小的天井，種著兩棵白果樹。
天井兩邊各有三間廂房。
走過天井，便是大殿，供著三世佛。
佛像連盒才四尺來高。
大殿東邊是方丈，西邊是庫房。
大殿東側，偶一個小小的六角門，百門綠字，刻著一副對聯……”
從選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寫的是水邊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為聯系，構成全文。
《邊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為生，水手和妓女的愛情，翠翠母親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們的命運與水相關聯。
《受戒》里的明海與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為坐船過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給庵里買香燭，買油鹽。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達了對明海的愛。
他們的愛情與船密切相關，又怎能與水無關？沈從文一溫愛的筆調描寫了水邊普通人的真實的生活狀態，而汪曾祺同樣以溫潤的筆調勾畫出水鄉人淳樸和善良。
三 同樣濃重的鄉土風俗風情的描寫。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寫了風土人情，對故鄉蘇北水鄉的風土人情的敘述游刃有余，當然與他師承沈從文密切相關。
《邊城》中敘述了湘西邊境小城的風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達愛情。
天保和儺送夜里給翠翠唱歌，歌聲優美柔和。
當年楊馬兵也是“牽了馬匹到碧溪組來對翠翠母親唱情歌”。
翠翠樂意聽祖父唱歌，也“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續，明海的三師父仁渡會放“花焰口”，卻也情不過鄉親，唱起山歌小調。
此外，《受戒》中，融各種鄉土風俗與作品里。
開頭則寫出“他的家鄉不叫‘出家’，叫‘當和尚’，他的家鄉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獵的，有的地方出織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個地方出一種職業，這已經是既成的風俗。
和尚們每天出門，掃地，燒香，磕頭，念經，這是佛教的習俗。
對放“花焰口”的描寫，以及“十五六歲的姑娘，就都梳上頭了”的風俗，剪紙的名俗等的描寫。
在文章中，風俗作為背景出現，不僅吸引人們對鄉土風情的感受，而且對文章的整體美作鋪墊，又不時地影響著人物的塑造和推動情節的發展。
《邊城》里天保走車路失敗又走馬路，而走馬路只有儺送有份，美妙的歌聲使翠翠夢里摘虎耳草，這一走馬路的風俗直接推動著他們愛情的發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對明海的關心，他們蒙朧的愛情更加突顯，受戒這一佛教儀式推動了他們的戀愛。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學追求。
沈從文作為“京派”文學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著“京派”所倡導的尊從古典文學，吸收中國傳統文學優秀的部分，崇尚一種靜穆、和平雋永的審美觀點，追求藝術的健康和純正。
《邊城》是充分體現他的審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現出中國古典的中和之美，溫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響，繼承發展了“京派”的美學觀點，其美學追總體趨于和諧。
《邊城》里，沈從文對小說采取的是淡化處理，翠翠內心沖突的淡，只一心牽掛儺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復雜的心里沖突。
悲劇的成分淡化，翠翠母親的愛情悲劇只在祖父口中提及，減輕了悲劇的壯烈性，使其變得柔和。
天保和儺送兩兄弟都愛著翠翠，但有相互幫忙夜里輪流給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愛情，也阻礙了愛情，表面上對兄弟情深的表達，其實也給愛情造成了淡淡的悲傷。
對少女之愛的描寫，本來也是羞澀蒙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劇故事，體現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歷史上一切慘烈的東西背景化，并沒有影響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傷痛，卻也是永久的痕跡。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寧靜的美綿遠延長，中和之美躍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對自然與人的和諧的描寫，小英子一家人與和尚都自食其力，趙大伯是個“全把式”，荸薺庵的和尚也照樣挑水，喂豬，租地收租，放債收債，與自然和諧相處。
人與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與人之間真純質樸和睦的相處。
小和尚和村姑的愛情，也是宗教和與世俗的和諧。
資深的老方丈，也在繡花房里藏了一個十九歲的小老婆，“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
”在這樣和諧溫婉的環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戀情的誕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從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從文的悲愁情緒在汪曾祺那里化為了樂觀感受，泯滅了深刻與尖銳，凸顯了和諧，文章顯得和平優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說：“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諧。
”全文并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們并每喲指責和尚犯戒，二師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間”去庵里住幾個月，“因為庵里涼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師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卻叫“當家的”，收租，放債，也有燒香，磕頭，念“南無阿彌陀佛”，敲磬，念經。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樣娶妻生活。
這樣融宗教、歷史、倫理、愛情為一體的生活十分和諧，在折中和諧的氛圍里，人們喜歡純潔的愛情，而不會深究其違背倫理的過錯，人性之純真自由撼動人心。
作為中國鄉土小說重要支脈的“京派”，是與“海派”想區別的，“魯迅認為鄉土文學可說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沈從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種浪漫的氣息。
魯迅心目中的鄉土文學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別’一類面對現實的作品，沈從文呢，寫的是陶淵明。
”甚至有人認為“《邊城》是《桃花源記》的現代版。
”沈從文抒情式的小說，對愛、美、自由的追求發出悲哀的聲音，出于對“人性”的虔誠，通過對鄉土的贊美，“以擴大中國文化來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會圖式和民族精神帶著不輕的烏托邦的色彩。
”以審美為美學取向，也不可否認沈從文即“京派”給中國文學帶來的重要影響。
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小說的重要的一支，有著很高的美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汪曾祺師承沈從文，連續了被中斷和遺忘的小說風格，散文化小說的傳統延續下來了，《受戒》洋溢著沈從文式的詩情，著力與情緒氛圍的營造，對愛、美、自由的繼續抒寫，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現出《邊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學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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