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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憶汪曾祺
鄧友梅
曾祺西歸，報刊約我寫悼念文章我婉拒了。
心中亂糟糟的，幾句悼文能表達多少哀思？安定下來后，再冷靜記述回憶更好些。
曾祺人緣好，朋友們寫的悼念文章各報刊都能見到。
并不缺我這一份兒。
汪曾祺和林斤瀾是建國后我結識得最早的朋友。
說這個沒有自吹之意。
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塵奠及，是后來的事。
四十七年前還處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階段。
曾祺雖已出過小說集，是沈從文先生入室弟子，但這沒給他戴上光環，倒還掛點陰影，被認為曾是另一條道上跑的車；斤瀾在臺灣是地下黨員，蹲過國民黨軍事監獄，九死一生跑回來后只著迷寫劇本，寫的不少卻一部都沒上演過（至今也沒聽說有人上演），相比之下當時處境最順的倒是我。
小八路出身，寫工農兵，在“批判武訓傳”等“戰斗”中表現得既“左”又“粗”。
文章雖寫得平平卻被認為“黨性較強”。
我與曾祺、斤瀾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還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
他倆沒嫌我“左”得討厭，我也沒覺得他們“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我對這二人細品起來還有區別。
跟斤瀾是北京人藝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進北京文聯。
完全平起平坐。
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煙，誰也不等對方招呼。
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撿。
他要煙卻目標分明。
給次的他不要，指著我的口袋喊：“鳳凰，鳳凰，你有好煙在兜里揣著呢！”。
我只好把藏著的好煙拿出來共享。
對曾祺我當兄長對待。
寫文章虛心地聽他批評；讀書誠懇地請他指導，連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
曾祺家住東單三條，文聯在霞公府，上下班經過王府井。
路邊有個小酒鋪賣羊尾巴油炒麻豆腐。
他下班路上常拐進去“吃一盤麻豆腐”，他約我去，由他付錢，麻豆腐之外每人還要二兩酒。
他并不勸酒，只是指著麻豆腐對我說：“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潤潤喉。
”說完就抿口酒。
我亦步亦趨，吃一口麻豆腐潤一下喉，沒多久酒量就上了新臺階！
訃告上說曾祺“終年七十七歲”，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時他才交“而立之年”。
中國人提倡“老要張狂，少要穩當”，汪曾祺算個曲型。
若只見過他古稀之后的“張狂”相，絕想不出他年輕時穩當樣兒！他三十歲時的扮相是：清瘦臉上常帶稀疏絡腮胡碴，背微駝腰略彎胸脯內含，穿一件藍春綢面出風灘羊皮長袍，紐絆從未扣齊；腳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夾著根香煙，右手里端著一杯熱茶。
說話總是商量的語氣，沒見他大喊大叫過。
有次文聯內部開會，某領導人觀察了他一會，發言時增加了點新內容。
他說：“現在是新中國了么，我們文化干部也講究點扮相么。
要整潔，要充滿朝氣，別弄得暮氣沉沉好不好……”他擔當的角色，也沒法不暮氣。
他是老舍、趙樹理手下的大管事。
在《說說唱唱》編輯部負責日常工作。
《說說唱唱》本是“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的機關刊物。
專門團結、聯系北京城的閑散文人賣稿為生的作者（跟現在的專業作家不是一個意思），如社會言情小說作家張恨水，陳慎言，武俠技擊作者還珠樓主，原《紅玫瑰畫報》主編陶君起，大清國九王多爾袞的王位繼承人、專欄作者金寄水，參加這里工作的還有來自解放區的革命藝人王尊三、大學教授吳曉鈴、既會演話劇還會寫單弦的新文藝工作者杜彭等。
各有各的絕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燈。
汪曾祺卻應付自如，開展工作結交朋友兩不誤。
這些人之間有時還鬧別扭，卻沒聽過誰跟曾祺有過節兒。
這就靠了他的“穩當”作風。
汪曾祺辦事處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憑一副真面孔，一個真性情。
對誰都謙虛有禮，樸素實在。
真談起問題來，你才發現此人學問有真知卓見，寫作有獨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愛而不生煩。
令我服氣并為之不平的，是他為公忘私，個人利益服從工作需要的作風。
他是上過舊大學的知識分子，是曾有過小名氣的作家，按理（政治課上學來的革命道理）他得滿腦袋個人主義，缺乏革命精神。
因此他申請入黨時支部曾責成我與他保持聯系，進行“幫助”。
結果我發現他的政治覺悟比我還強，個人主義不說比我少也要比我隱蔽點。
我正在寫作上沖刺，為了保護寫作時間，凡對我創作有影響的事我一律推開。
汪曾祺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壇轟動。
轟動聲中來到北平，轉過年就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
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從此當起了編輯。
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從參加革命起到他定為右派止，沒有再寫過一篇小說。
他全部精力都奉獻給編輯工作了。
那時期《說說唱唱》和《民間文學》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勞動痕跡。
他從不為自己失去寫作時間叫苦，更不肯把編輯工作付出的辛勞外傳。
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與汪曾祺有關。
《說說唱唱》設在一幢日本式小樓里。
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櫥，專放廢稿。
來稿每天以百件計，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櫥里廢稿如一座小山。
想從這里發現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寶。
新收到的來稿還處理不完，也沒誰花功夫到那里鉆探。
可汪曾祺竟從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來。
他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開礦的，我已忘記。
只記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亂，滿紙錯別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書一般。
任何編輯初讀此稿，都會望而生畏，讀不完三兩頁就照理扔進退稿堆。
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讀完了后，認為思想，藝術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強能辨認的錯別字，把它呈到了主編趙樹理面前。
樹理看著拍案叫絕，索興親手又改寫了幾段，潤色了幾處，這才拿到《說說唱唱》發表，結果一鳴驚人，中國從此有了篇小說名著《活人塘》，升起顆寫作明星陳登科，卻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學，我對他的創作成就見服得五體投地，但對他“欲與倉頡試比高”的雄心壯志卻不敢恭維。
舉例來說，他那原稿中寫了好幾個“馬”字，下邊都少四個點（即簡化字那一橫），前言后語的情節也都跟“馬”不相干，汪曾祺面對這字抽了半合煙，最后也沒認出來。
幸遇高人康濯，猜著念“趴”，理由是“馬看不見四條腿，那不是趴下了嗎？”為慎重特別去信問陳登科，他回信證明就是念“趴”，并為編輯能認出他創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這類難題有多少？他從來沒跟人談過。
當然汪曾祺辦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氣。
部隊里出了個能人祁建華，發明“速成識字法”，為掃盲工作創造極大成績。
汪曾祺要找人寫“通訊”（那時還不興叫“報告文學”）供“說說唱唱”發表。
他不便指揮別人，就叫我隨他和姚錦一塊去采訪。
我問由誰執筆寫？他說采訪完再商量。
采訪完他和姚錦像商量好似的說：“三人你最小，當然由你干，你交個初稿，我們倆修改，算集體創作。
”我當天開了點夜車，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們修改。
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說，卻署了個頗為奇怪的名字：“錦直”。
我問汪曾祺：“這名誰起的？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說：“姚錦起的，錦直就是姚錦的侄子！”我說：“她這么寫你也不改改？”姚錦又搶著說：“他改了，原來我寫的是汪錦侄，是汪曾祺、姚錦兩人侄子之意。
他把汪字刪去了……”，我這才知道上了這大當。
那時沒人認為汪曾祺懂京戲，連他自己也不這樣認為。
北京文聯有人專管戲曲改革。
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蘭芳。
而且文化局與文聯合署辦公，戲改科就在編輯部樓下，哪個團要演新戲，都要請他們去指導、審查。
文化局和文聯的業務干部，差不多都有一個“審查證”，什么時候要看戲，進劇場通行無阻。
我們那個辦公樓里幾乎人人會唱戲，連通訊員都能扎上大靠上臺唱《界牌關》，可就沒人聽說汪曾祺也懂京劇。
曾祺看戲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見解不是那些里手們所能提出。
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議論：“很有點兒希臘悲劇的韻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責和內心恐懼折磨得發瘋，白日見鬼，好，想象力豐富，編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這種大寫意的表演法是中國傳統戲劇藝術的優勢！”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對劇本的編排結構，對裘的唱功作功，他贊不絕口。
演到姚期父子綁上法場，他擊節叫好說：“真是大手筆，好一出大悲劇。
”但演到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著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帶姚剛到前線殺敵立功，他像氣球泄了氣，連連搖頭。
全場觀眾都出口長氣露出笑容時，曾祺卻遺憾地再三嘆氣說：“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劇，叫這么個輕佻的結尾毀了！”
比起看戲來，曾祺更愛讀書。
有一陣曾祺讀《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們聊幾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
他認為最精采的部分是對范進老丈人的描寫。
平時他對范進舉手就打，張口就罵，范進中舉后高興得發了瘋。
要靠他打范進嘴巴來治病了，他手舉起來卻哆嗦得打不下去了！這看起來滑稽可笑，細一思忖卻讓人心跳。
中國人有這種心態的豈止只有屠夫？
可誰也沒想到在這陣閑談之后，有天他拿來部釘成本的稿件，帶點惡作劇的神情對大家說：“閑著沒事我寫著玩，弄了個這個。
你們誰想看看連解悶？”看到題目是《京劇劇本·范進中舉》，屋里人都嗯了一聲，好像說：“就憑你這洋派、沈派、現代派的小說作者，也會寫京劇？”
幾個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見幾乎一致。
人人欽佩，沒有誰說寫得不好。
有的說：“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說：“遣詞用語玲瓏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戲之作。
”可也沒有一個人說適合上演，在舞臺上會紅！
這劇本就擱在那兒了。
劇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寫的。
那時他和我都還在北京文聯工作。
此后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他調到“民間文藝研究會”，都離開了北京市文聯。
1956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響應偉大領袖“有出息的文藝工作者，要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層干部。
有天忽然接到曾祺電話，：“喂，范進中舉由奚嘯伯排出來了，星期天在慶樂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實講連這劇本的事我都忘了。
能看看彩排當然好，不光我去了，還帶了公司一位曾在劇團拉過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傳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柵欄。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戲改科同志和文聯同事。
大多數是內行。
奚嘯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頗有文人氣質，是梨園界少數幾個懂書法會寫字的人之一，演范進中舉怕是再難找到比他合適的人了。
不過奚先生嗓子有個特點，音色好音量較弱。
他又是票友出身，雖然身上不錯，但纖巧而欠夸張，因此這出戲聽起來有味而不叫遠，看起來有趣欠火暴。
這一來就突出了這劇本適宜讀而未必適于演的特點。
所以戲看完，朋友們都覺得詞雅意深，但未必會得到普通觀眾接受。
但戲改科的同志對此還是十分支持的。
他們跟我說：“曾祺頭一次寫戲，能達到這水平就不錯了。
他以后要能接著再寫，準會越寫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時高興，不會拿寫劇本當正業。
果然，不久就來了個文藝早春。
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召開，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親切平和了，文章的題材、體裁、風格多樣化起來，真有點輕松靈活的味道了。
汪曾祺沒再弄劇本，倒是寫起他拿手的散文來了。
《公共汽車》、《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學》上，在《詩刊》上一篇接一篇發了出來。
發一篇招來一陣掌聲。
這是他進入新中國后第一次在全國性的大刊物上發表純文學作品。
也是我們相識后我見他最意氣風發，得意而不忘形的時期。
可惜好景不長，剛進入1957年5月，報紙上就發出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反右派斗爭！
汪曾祺這樣的人，命里注定是脫不了反右這一關的。
盡管他從來不鋒芒畢露，也沒寫冒尖帶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請回北京文聯參加座談會，我說了話他沒說話，可還是和我一樣被錯劃成了右派。
但當上右派后我倆運氣卻來了個剪刀差。
我一頭跌進深坑，再沒緩過氣來。
他卻因禍得福，先是碰到個比較講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單位，使他在勞動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嚴和閑心。
碰到1962與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續寫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說。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他發表的首批小說。
接著在安排工作時，靠了北京有關單位和熱心老朋友們的幫助和支持，以他寫過《范進中舉》為理由，把他調進了北京京劇團，當起了專業編劇。
當時我在邊遠的改造地點，獲得回京探親機會，立刻約林斤瀾一起找到曾祺為其祝賀。
我們避而不談文學，只講吃喝。
曾祺特意弄了瓶“蓮花白”，做了一個冰糖肘子，一個炒雞蛋，他頗為得意他說：“你們知道嗎？以前飯館招廚師，考他做菜手藝炒雞蛋。
雞蛋炒得好，別的菜不在話下……”
沒想到這一調動還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樣板戲”，但我還得承認“樣板戲”救汪曾祺有功。
汪曾祺除了是右派，還曾背著個歷史問題黑鍋，所以他在北京文聯積極申請入黨而難以如愿。
幸虧他搞“樣板戲”得到旗手賞識，有關方面認真調查其歷史，才發現所謂歷史問題是個荒唐的笑話，掀去了扣在他頭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
不然就憑這一件，能否挺過**十年，很難猜測。
汪曾祺靠“樣板戲”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門，但始終保持清醒，從沒有燒得暈頭轉向。
這時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腳。
這時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親，事先沒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驚喜。
談話中我表示為他的境遇高興，相信他在順境中更能把握自己。
他說：“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從沒有過非份之想。
知進知退，保住腦袋喝湯吧……”在那種形勢下，他頭腦不熱，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幫”倒臺后，他沒有說不清楚的事。
既沒與人結下仇，也沒給人下過絆，順順當當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時代。
當然經過這場大風波，他感到有點疲勞，嘗過一輪大起落對世事有點冷漠。
他很想休息一陣。
這時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
斤瀾知道曾祺的心態，跟我說過多次：“咱們得拉著他一塊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幾個人的舊作，編為一套叢書。
王蒙、斤瀾、劉紹棠和我都在冊，但沒有曾祺。
林斤瀾就建議一定加上汪曾祺。
出版社接受了意見，曾祺自己卻表示婉拒。
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夠數。
斤瀾知道后找到他家與其爭論，連批評與勸說，要他盡快再趕寫出一批小說或散文來，湊夠一集出版。
他被錚友赤誠感動，這才又拿起筆來寫小說和散文，由此激發了汪曾祺寫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寫過“樣板戲”的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界仍然閃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飾臭名昭著的“樣板戲”。
這很顯示他的人格和魄力。
當有人懷念、留戀、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樣板戲”，甚至辯解說“江青跟樣板戲并沒多大關系”時，汪曾祺卻不怕丟人，敢于露丑，現身說法，以自己經歷的事實證明江青是怎樣奴役藝術界，使其為“四人幫”反動政治服務的。
汪曾祺并不因為自己受益于“樣板戲”就顛倒黑白，誤人保己。
我曾在一個會上說過，就敢于否定樣板戲這一點來說，汪曾祺是位英雄！
（原載《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5期）
參考資料：http://**01-author/w/16-wang-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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