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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嵇康是曹操的嫡孫女婿，與那個已經逝去的英雄時代的關系，比阮籍還要直接。
嵇康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愛人物，他雖與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體人格論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許多，盡管他一生一直欽佩著阮籍。
我曾經多次想過產生這種感覺的原因。
想來想去終于明白，對于自己反對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確、更透徹，因此他的生命樂章也就更清晰、更響亮了。
他的人生主張讓當時的人聽了觸目驚心：“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他完全不理會種種傳世久遠、名目堂皇的教條禮法，徹底地厭惡官場仕途，因為他心中有一個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
這個人生境界的基本內容，是擺脫約束、回歸自然、享受悠閑。
羅宗強教授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書中說，嵇康把莊子哲學人間化，因此也詩化了，很有道理。
嵇康是個身體力行的實踐者，長期隱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陽，后來到了洛陽城外，竟然開了個鐵匠鋪，每天在大樹下打鐵。
他給別人打鐵不收錢，如果有人以酒肴作為酬勞他就會非常高興，在鐵匠鋪里拉著別人開懷痛飲。
一個稀世的大學者、大藝術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鐵！沒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沒有實利目的，只是覺得有意思。
與那些遠離人寰、瘦骨伶仃的隱士們相比，與那些皓首窮經、弱不禁風的書生們相比，嵇康實在健康得讓人羨慕。
嵇康長得非常帥氣，這一點與阮籍堪稱伯仲。
魏晉時期的士人為什么都長得那么挺拔呢？你看嚴肅的《晉書》寫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時都要在他們的容貌上花不少筆墨，寫嵇康更多，說他已達到了“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地步。
一位朋友山濤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來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
現在，這棵巖巖孤松，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鐵，強勁的肌肉，愉悅的吆喝，爐火熊熊，錘聲鏗鏘。
難道，這個打鐵佬就是千秋相傳的《聲無哀樂論》、《太師箴 》、《難自然好學論》、《管蔡論》、《明膽論》、《釋私論》、《養生論》和許多美妙詩歌的作者？這鐵，打得真好。
嵇康打鐵不想讓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別人來參觀。
他的好朋友、文學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氣，悄悄地來到他身邊，也不說什么，只是埋頭幫他打鐵。
說起來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寫得好，精通《莊子》，但他更愿意做一個最忠實的朋友，趕到鐵匠鋪來當下手，安然自若。
他還曾到山陽幫另一位朋友呂安種菜灌園，呂安也是嵇康的好友。
這些朋友，都信奉回歸自然，因此都干著一些體力活，向秀奔東走西地多處照顧，怕朋友們太勞累，怕朋友們太寂寞。
嵇康與向秀在一起打鐵的時候，不喜歡議論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話并不多。
唯一的話題是談幾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呂安，還有山濤。
呂安的哥哥呂巽，關系也不錯。
稱得上朋友的也就是這么五、六個人，他們都十分珍惜。
在野樸自然的生態中，他們絕不放棄親情的慰藉。
這種親情彼此心照不宣，濃烈到近乎淡泊。
正這么叮叮（口當）（口當）地打鐵呢，忽然看到一支華貴的車隊從洛陽城里駛來。
為首的是當時朝廷寵信的一個貴公子叫鐘會。
鐘會是大書法家鐘繇的兒子，鐘繇做過魏國太輔，而鐘會本身也博學多才。
鐘會對嵇康素來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當初他寫完《四本論》后很想讓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氣，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處的窗戶里。
現在他的地位已經不低，聽說嵇康在洛陽城外打鐵，決定隆重拜訪。
鐘會的這次來訪十分排場，照《魏氏春秋》的記述，是“乘肥衣輕，賓從如云”。
鐘會把拜訪的排場搞得這么大，可能是出于對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為了向嵇康顯示一點什么，但嵇康一看卻非常抵拒。
這種突如其來的喧鬧，嚴重地侵犯了他努力營造的安適境界，他掃了一眼鐘會，連招呼也不打，便與向秀一起埋頭打鐵了。
他掄錘，向秀拉風箱，旁若無人。
這一下可把鐘會推到了尷尬的境地。
出發前他向賓從們夸過海口，現在賓從們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視著嵇康和向秀，看他們不緊不慢地干活。
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沒有交談的意思，他向賓從揚了揚手，上車驅馬，回去了。
剛走了幾步，嵇康卻開口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鐘會一驚，立即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問句和答句都簡潔而巧妙，但鐘會心中實在不是味道。
鞭聲數響，龐大的車馬隊回洛陽去了。
嵇康連頭也沒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會兒車隊后揚天的塵土，眼光中泛起一絲擔憂
六。
嵇康來說，真正能從心靈深處干擾他的，是朋友。
友情之外的造訪，他可以低頭不語，揮之即去，但對于朋友就不一樣了，哪怕是一丁點兒的心理隔閡，也會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擾也有多深。
這種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濤之間發生了。
山濤也是一個很大氣的名士，當時就有人稱贊他的品格“如璞玉渾金”。
他與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觀念卻不激烈，對朝廷、對禮教、對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種溫和友好的關系。
但他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誼，有長者風，是一個很靠得住的朋友。
他當時擔任著一個很大的官職；尚書吏部郎，做著做著不想做了，要辭去，朝廷要他推薦一個合格的人繼任，他真心誠意地推薦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寫了一封絕交信給山濤。
山濤字巨源，因此這封信名為《與山巨源絕交書》。
我想，說它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絕交書也不過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躲不開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這樣。
這是一封很長的信。
其中有些話，說得有點傷心——
聽說您想讓我去接替您的官職，這事雖沒辦成，從中卻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
也許您這個廚師不好意思一個人屠宰下去了，拉一個祭師做墊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賢良，從不多嘴多舌，也還有禮法之士恨他；我這個人比不上他，慣于傲慢懶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歡快人快語；一旦做官，每天會招來多少麻煩事！……我如何立身處世，自己早已明確，即便是在走一條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來勉強我，則非把我推入溝壑不可！
我剛死了母親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兒才十三歲，兒子才八歲，尚未成人，又體弱多病，想到這一些，真不知該說什么。
現在我只想住在簡陋的舊屋里教養孩子，常與親友們敘敘離情、說說往事，濁酒一杯，彈琴一曲，也就夠了。
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實在沒有能力當官，就像我們不能把貞潔的美名加在閹人身上一樣。
您如果想與我共登仕途，一起歡樂，其實是在逼我發瘋，我想您對我沒有深仇大恨，不會這么做吧？
我說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與您訣別。
這封信很快在朝野傳開，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態度，而山濤，滿腔好意卻換來一個斷然絕交，當然也不好受。
但他知道，一般的絕交信用不著寫那么長，寫那么長，是嵇康對自己的一場坦誠傾訴。
如果友誼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兩語，甚至不置一詞，了斷一切。
總之，這兩位昔日好友，訣別得斷絲飄飄，不可名狀。
嵇康還寫過另外一封絕交書，絕交對象是呂巽，即上文提到過的向秀前去幫助種菜灌園的那位朋友呂安的哥哥。
本來呂巽、呂安兩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這兩兄弟突然間鬧出了一場震驚遠近的大官司。
原來呂巽看上了弟弟呂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為了掩飾，竟給弟弟安了一個“不孝”的罪名上訴朝廷。
呂巽這么做，無異是衣冠禽獸，但他卻是原告！“不孝”在當時是一個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顯示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樂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為被告的呂安雖被冤枉卻難以自辯，一個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諸士林呢？而且這樣的事，證據何在？妻子何以自處？家族門庭何以避羞？
面對最大的無恥和無賴，受害者往往一籌莫展。
因為制造無恥和無賴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啟齒的羞恥心、社會公眾容易理解和激憤的罪名全都考慮到了，受害者除了淚汪汪地引頸就刎，別無辦法。
如果說還有最后一個辦法，最后一道生機，那就是尋找最知心的朋友傾訴一番。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平日引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開，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時顯現。
有口難辯的呂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貴的朋友嵇康。
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
呂安已因“不孝”而獲罪，嵇康不知官場門路，唯一能做的是痛罵呂巽一頓，宣布絕交。
這次的絕交信寫得極其悲憤，怒斥呂巽誣陷無辜、包藏禍心；后悔自己以前無原則地勸呂安忍讓，覺得自己對不起呂安；對于呂巽，除了決裂，無話可說。
我們一眼就可看出，這與他寫給山濤的絕交信，完全是兩回事了。
“朋友”，這是一個多么怪異的稱呼，嵇康實在被它搞暈了。
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絕交。
他一生選擇朋友如此嚴謹，沒想到一切大事都發生在他僅有的幾個朋友之間。
他想通過絕交來表白自身的好惡，他也想通過絕交來論定朋友的含義。
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盡管他非常憤怒，他所做的事情卻很小：在一封私信里為一個蒙冤的朋友說兩句話，同時識破一個假朋友，如此而已。
但僅僅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簡單：他是不孝者的同黨。
從這個無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國一個冤案的構建為什么那么容易，而構建起來的冤案又為什么會那么快速地擴大株連面。
上上下下并不太關心事件的真相，而熱衷于一個最通俗、最便于傳播、又最能激起社會公憤的罪名；這個罪名一旦建立，事實的真相更變得無足輕重，誰還想提起事實來掃大家的興，立即淪為同案犯一起掃除。
成了同案犯，發言權也就被徹底剝奪。
因此，請原諒古往今來所有深知冤情而閉口的朋友吧，他們敵不過那種并不需要事實的世俗激憤，也擔不起同黨、同案犯等等隨時可以套在頭上的惡名。
現在，輪到為嵇康判罪了。
統治者司馬昭在宮廷中猶豫。
我們記得，阮籍在母喪期間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為不孝，司馬昭當場保護了阮籍，可見司馬昭內心對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
他比較在意的倒是嵇康寫給山濤的那封絕交書，把官場仕途說得如此厭人，總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就在這時，司馬昭所寵信的一個年輕人求見，他就是鐘會。
不知讀者是不是還記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論文誠惶誠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戶里，發跡后帶著一幫子人去拜訪正在鄉間打鐵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無趣的鐘會？他深知司馬昭的心思，便悄聲進言：
嵇康，臥龍也，千萬不能讓他起來。
陛下統治天下已經沒有什么可 以擔憂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這樣傲世的名士。
您知道他為什么給他的好朋友山濤寫那樣一封絕交信嗎？據我所知，他是想幫助別人謀反，山濤反對，因此沒有成功，他惱羞成怒而與山濤絕交。
陛下，過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誅殺過那些危害時尚、擾亂禮教的所謂名人，現在嵇康、呂安這些人言論放蕩，毀謗圣人經典，任何統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
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無以淳正風俗、清潔王道。
我特地把鐘會的這番話大段地譯述出來，望讀者能仔細一讀。
他避開了孝不孝的具體問題，幾乎每一句話都打在司馬昭的心坎上。
在道義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誹謗技巧上，他是大師。
鐘會一走，司馬昭便下令：判處嵇康、呂安死刑，立即執行。
七。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還有太陽。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從大獄押到刑場。
刑場在洛陽東市，路途不近。
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縹緲，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異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樣，上山找過孫登大師，并且跟隨大師不短的時間。
大師平日幾乎不講話，直到嵇康臨別，才深深一嘆：“你性情剛烈而才貌出眾，能避免禍事嗎？”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學，有一天夜宿華陽，獨個兒在住所彈琴。
夜半時分，突然有客人來訪，自稱是古人，與嵇康共談音律，談著談著來了興致，向嵇康要過琴去，彈了一曲《廣陵散》，聲調絕倫，彈完便把這個曲子傳授給了嵇康，并且反復叮囑，千萬不要再傳給別人了。
這個人飄然而去，沒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這里，滿耳滿腦都是《廣陵散》的旋律。
他遵照那個神秘來客的叮囑，沒有向任何人傳授過。
一個叫袁孝尼的人不知從哪兒打聽到嵇康會演奏這個曲子，多次請求傳授，他也沒有答應。
刑場已經不遠，難道，這個曲子就永遠地斷絕了？——想到這里，他微微有點慌神。
突然，嵇康聽到，前面有喧鬧聲，而且鬧聲越來越響。
原來，有三千名太學生正擁擠在刑場邊上請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讓嵇康擔任太學的導師。
顯然，太學生們想以這樣一個請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會聲譽和學術地位，但這些年輕人不知道，他們這種聚集三千人的行為已構成一種政治示威，司馬昭怎么會退讓呢？
嵇康望了望黑壓壓的年輕學子，有點感動。
孤傲了一輩子的他，因僅有的幾個朋友而死的他，把誠懇的目光投向四周。
一個官員沖過人群來到刑場高臺上宣布：宮廷旨意，維護原判。
刑場上一片山呼海嘯。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視著已經押上高臺的嵇康。
身材偉岸的嵇康抬起頭來，瞇著眼睛看了看太陽，便對身旁的官員說：“行刑的時間還沒到，我彈一個曲子吧。”不等官員回答，便對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說：“哥哥，請把我的琴取來。”
琴很快取來了，在刑場高臺上安放妥當，嵇康坐在琴前，對三千名太學生和圍觀的民眾說：“請讓我彈一遍《廣陵散》。
過去袁孝尼他們多次要學，都被我拒絕。
《廣陵散》于今絕矣！”
刑場上一片寂靜，神秘的琴聲鋪天蓋地。
彈畢，從容赴死。
這是公元旦262年夏天，嵇康三十九歲。
八。
有幾件后事必須交代一下——
嵇康被司馬昭殺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寫了一篇勸司馬昭進封晉公的《勸進箴》，語意進退含糊。
幾個月后阮籍去世，終年五十三歲；
幫著嵇康一起打鐵的向秀，在嵇康被殺后心存畏懼，接受司馬氏的召喚而做官。
在赴京城洛陽途中，繞道前往嵇康舊居憑吊。
當時正值黃昏，寒冷徹骨，從鄰居房舍中傳出嗚咽笛聲，向秀追思過去幾個朋友在這里歡聚飲宴的情景，不勝感慨，寫了《思舊賦》。
寫得很短，剛剛開頭就煞了尾。
向秀后來做官做到散騎侍郎、黃門侍郎和散騎常侍，但據說他在官位上并不做實際事情，只是避禍而已；
山濤在嵇康被殺害后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當時名士中壽命最長的一位了。
嵇康雖然給他寫了著名的絕交書，但臨終前卻對自己十歲的兒子嵇紹說：“只要山濤伯伯活著，你就不會成為孤兒！”果然，后來對嵇紹照顧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濤，等嵇紹長大后，由山濤出面推薦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后代，完全不像他們的父親。
阮籍的兒子阮渾，是一個極本分的官員，竟然平生沒有一次酒醉的記錄。
被山濤推薦而做官的嵇紹，成了一個為皇帝忠誠保駕的馴臣，有一次晉惠帝兵敗被困，文武百官紛紛逃散，惟有嵇紹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軀保護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九。
還有一件后事。
那曲《廣陵散》被嵇康臨終彈奏之后，渺不可尋。
但后來據說在隋朝的宮廷中發現了曲譜，到唐朝又流落民間，宋高宗時代又收入宮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兒子朱權編入《神秘曲譜》。
近人根據《神秘曲譜》重新整理，于今還能聽到。
然而，這難道真是嵇康在刑場高臺上彈的那首曲子嗎？相隔的時間那么長，所歷的朝代那么多，時而宮廷時而民間，其中還有不少空白的時間段落，居然還能傳下來？而最本源的問題是，嵇康那天的彈奏，是如何進入隋朝宮廷的？
不管怎么說，我不會去聆聽今人演奏的《廣陵散》。
《廣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結束了，就像阮籍和孫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長嘯，都是遙遠的絕響，我們追不回來了。
然而，為什么這個時代、這批人物、這些絕響，老是讓我們割舍不下？我想，這些在生命的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物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作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
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志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
在他們的血統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傳代者，但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間，大書法家王羲之、大畫家顧愷之、大詩人陶淵明相繼出現，二百年后，大文論家劉勰、鐘嶸也相繼誕生，如果把視野再拓寬一點，這期間，化學家葛洪、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祖沖之、地理學家酈道元等大科學家也一一涌現，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幾乎都稱得上是開天辟地的巨匠。
魏晉名士們的焦灼掙扎，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從這方心靈秘土中蓬勃地生長出來的。
以后各個門類的千年傳代，也都與此有關。
但是，當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當年精神開拓者們的奇異形象卻難以復見。
嵇康、阮籍他們在后代眼中越來越顯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一切都難以彌補了。
我想，時至今日，我們勉強能對他們說的親近話只有一句當代熟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我們，曾經擁有！
——寫作此文，與嵇康彈完《廣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樣是炎熱的八月，其間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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