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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緒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縣的一個清苦農家。
他自幼聰明好學，鄰村的一位塾師認定這孩子長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讓他免費入塾讀書。
有一天下大雪，當他趕到塾館時老師已經開講，他硬是站在門外專心致志地聽老師把課講完。
這種學習精神感動了塾館里的每一個人。
1906年，他進入本縣的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免費讀書，在這里學習英文、數學、理化等課程，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教育。
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底層，所以從童年時代起就對民間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
他尤其關注中國的農村，立志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和廣大中國農民受剝削壓迫的悲慘處境去奮斗。
因此，在崇一學堂讀書的時候，就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座右銘。
當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優異成績在南京金陵大學文科畢業后，便遠渡重洋赴美國留學。
最初攻讀市政，后來覺得沒有真正的大眾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主攻教育，期望通過教育來救國救民。
當陶行知于1917年學成歸國的時候，正值國內發起了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
陶行知滿懷熱情地在這場運動中奔走呼號，積極提倡新教育，改革舊教育。
為此，他一方面介紹西方的教育理論，另一方面也反對盲目“儀型他國”，提出要以科學方法進行教育改革和創新，為實現中國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條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從事平民教育。
這期間他深切感到中國教育改造的根本問題在農村。
他說：“中國以農立國，住在鄉村的人占全國人口85％。
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
”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須使平民教育下鄉，開展鄉村教育運動。
但是，開展鄉村教育決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為之奮斗。
因此，陶行知號召人們加入這個運動，“一心一意地為中國鄉村開創一個新生命。
”他還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種困難，籌措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他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鄉村師資隊伍，1926年與東南大學教授趙叔愚等人一起籌建鄉村師范學校，校址選在南京遠郊偏僻荒涼的曉莊（原名小莊）。
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曉莊師范，由陶行知親自擔任校長。
曉莊師范誕生于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炮火聲中。
在曉莊師范，陶行知脫去西裝，穿上草鞋，和師生同勞動、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國教育的新路。
也就是在曉莊師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論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
其要點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做中學”。
根據生活教育的理論，曉莊師范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己開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讀什么書，還走出校門參加村里的農協會和打倒土豪劣紳的斗爭。
這樣就把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及生產勞動結合在一起。
其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實際才干和創新能力，把學生培養成有農夫的身手，有科學的頭腦，有改造社會精神的鄉村教師。
由于生活教育理論基本符合中國國情，所以在當前我國進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為借鑒。
1932年，陶行知通過總結曉莊師范的經驗，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工學團。
工學團是一個社會教育組織，它既是學校，又是工廠，也是一個小社會。
它制定了“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宗旨，招收當地農民子弟入團，上午學習文化知識，下午參加生產勞動。
晚上由兒童團員請當地農友到工學團辦的茶園里談論天下大事，還由兒童團員講故事，當小先生。
后來這種“即知即傳”的小先生制在全國的二十多個省市中廣泛推行，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標志著抗日救國新高潮的到來。
這時候，陶行知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參與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還與宋慶齡、鄒韜奮等著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7月，他受救國會的委任，擔任“國民外交使節”，出訪歐亞非二十六國，爭取各地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救國斗爭。
出國前夕途經香港時，與沈鈞儒、章乃器等聯合發表《團結御侮宣言》，贊同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呼吁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
這個宣言震動國內外，對全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的熱情支持。
抗戰開始后，陶行知發現，許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為陷于貧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養的機會。
在**和許多**員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創辦了育才學校。
這所學校設在重慶附近，學生都是擇優選拔的有特殊才能的優秀兒童。
學校根據學生的興趣和條件，聘請大批專家學者擔任教師，對學生因材施教。
他們不僅教學生學習文化課，而且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專業基礎知識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社會實踐、革命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論運用在培養“人才幼苗”的實踐中，使育才學校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戰爭勝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斗爭。
他在重慶創辦的社會大學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壘，成為在國民黨統治區向青年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他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員會的主任，發表了《實施民主教育的提綱》、《民主教育之普及》、《社會大學運動》等文章，無情地揭露和抨擊國民黨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針，這就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創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來到上海，繼續奮不顧身地進行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并為在上海創辦社會大學和育才學校的遷址問題多方奔波。
不久，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消息傳來，陶行知異常激憤，他到處演講，發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號。
后來聽說國民黨特務已經把他列為下一個暗殺對象，他無所畏懼，作好了“我等著第三槍”的準備，仍然一次次發出正義的吶喊，始終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列。
7月25日，陶行知因為勞累過度和受刺激過深，突發腦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國開展了廣泛的悼念活動。
今天人們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學習他的品德。
目前，已經在北京成立了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他的著作也被輯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專著和論文已大量涌現。
事實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經成為建立中國特色的教育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礎之一。
陶行知貢獻給人類的寶貴財富對我國的教育建設和教育改革是極好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