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南宋時期都有哪些詞派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
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為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
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
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
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
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
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
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
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
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
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
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
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
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
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
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
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二、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于南北宋詞的不同創作特色、優劣比較，是歷代詞人、詞論家熱心關注的問題。
這種關注，首先來自對南北宋詞作的感性認識。眾多作家，根據個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詞之中，或細心揣摩南宋詞，各有心得，各抒己見，有時還形成交鋒與爭論。
大致說來，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詞更受人們的喜歡與推崇，創作中北宋詞更多地被學習與模仿。《詞苑萃編》卷八《品藻》說：“容若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為詩，尤工于詞。
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人為詞者，皆歸之。”
喜好北宋詞作，是當時詞壇的普遍情況。 朱彝尊以后，清代詞壇上。
2. 北宋詞的分期以及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家
1）南宋詞之分期：南宋的詞，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南宋初期，和金戰爭，豪放詞風再度蓬興。因國土淪亡，權奸當道，深以 為辱，於是發而為慷慨悲壯之音。
詞人以辛棄疾、陸游為代表。 第二個時期：南宋中期，是蒙古滅金，南宋茍安時期。
講求聲律，競尚詞藻，以姜夔、 吳文英為代表。 第三個時期：南宋后期，是蒙古南侵，臨安陷落，南宋滅亡時期。
不敢流露亡國之痛， 只講求詠物寓意功夫。以周密、張炎、王沂孫為代表。
2）第一個時期：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今山東濟南市）人。他出生於金 人統治下的北中國，青年時期就參加山東抗金的農民起義。
南歸后，宋高宗授承務郎， 歷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安撫使，兵部侍郎等職，在政治上、軍事上表現出 卓越的才能，實行許多利民的措施。但因志切北伐復國，為權奸壓抑，屢遭罷黜，未能 盡展其才。
晚年隱居，依然關心國事，不忘人民疾苦。因受排擠，憂憤而死，年六十六， 著有《稼軒詞》，因和蘇軾齊名，世稱“蘇、辛”。
辛棄疾的出現，使南宋“豪放詞派”得到了更大的發展。辛詞的主要內容是愛國思想。
他指斥了統治者的昏庸懦弱，憤慨南宋的偏安局面，如〈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卜算子〉（“千古李將軍”）等。辛棄疾以為國雪恥為己任，常以仰慕歷史人物來表 達雄心壯志，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常以英雄事業和朋友互勉，如 〈水龍吟〉（“壽韓南澗尚書”）；常表現壯志未酬、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愛國思想，如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
滿懷信 心，表現出永不枯謁的豪壯志，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描繪農 村生活和自然景物時，也寫出了民在勞作生活中的喜悅，如〈清平樂〉（“茅檐低小”）、〈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等。
辛詞繼承了蘇軾豪放詞派和南宋初期愛國詞人的 成就，進一步突破晚唐五代詞家的傳統題材和手法的限制，融匯各種文學體制的優點， 熟練地抒懷議事敘事寫景，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他善於運用幻想、夸張和擬人化 等手法，構成豐富多采的形象，境界瑰麗、奇特，這種形象雄奇壯美，活躍奔騰，而又 個性鮮明。
詞作中的豪情壯志、悲憤抑郁，常能突出他熱愛祖國、關懷人民的耿介倔強 性格。他常采用托古喻今日的方式、宛轉曲折的比興手法，駕馭語言的能力極強，常能 巧妙運用歷史故事、前人詩文、經史成語和當時口語。
他的詞，不但在南宋詞壇影響重， 而且一直影響到清代詞人陳維崧等。當時辛派詞人還有陸游、朱敦儒、劉過、劉克莊等。
永遇樂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 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得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生長在民族矛 盾異常尖銳的南宋時期。
北宋亡國的慘痛教訓，父親陸宰的愛國思想教育，使他年輕時 便立下“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壯志。三十歲應禮部試時，就因主張恢復中原， 觸怒秦檜而被斥落。
四十六歲入蜀后，在川陜前線先后參加王炎和范成大幕府。東歸后， 在福建等地作官。
六十六歲后，大部分時間在山陰老家度過，生活寧靜簡樸，卒年八十 五歲。 陸游專力於詩，也擅長於詞。
著有《渭南文集》、《劍南詩稿》、《放翁詞》。現存 詞一百多首，境界極高，無所不有。
有不少詞作抒寫了激越的愛國情思，如〈夜游宮〉 （“記夢，寄師伯渾”）、〈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等， 可和他的愛國詩篇相輝映。他的〈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
關山夢 山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更充滿了國恥未雪、壯志未酬的悲憤。
劉克莊贊譽他的詞是：“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 能過。”（《后村詩話續集》）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候，匹馬戍梁州。
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
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3）第二個時期： 姜夔（約1155~約1221）字堯章，別號白石道人，江西鄱陽人。一生未做過官，是位 純綷的文學家。
幼年隨父仕漢陽，漫游湘、鄂、贛、江、皖等地。他在音樂方面造詣高 深。
著有《白石道人歌曲》。他的寫景詞，能做到“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在幽靜清 淡的自然景物中寄托自己江湖寂寞的感情。如〈點絳唇月〉（“丁未冬過吳松作”）等， 總的傾向是消極的。
又如〈暗香〉、〈疏影〉等吟詠花草的作品，向被認為是代表作， 其實缺乏現實意義。至於〈揚州慢〉表現“黍離之悲”，格調沉郁凄愴；〈滿江紅〉、 〈翠樓吟〉表現不滿於偏安局面；〈踏莎行〉（“金陵感夢”）等憶舊懷人的小詞，則 風格較疏朗清秀。
晚年生活動蕩，又受辛棄疾詞影響，詞風有所改變。從詞風言，他的 基本特點是嚴守聲律，措意精深，雕琢字句，格調高曠。
3. 南宋是詞的發展
詞是一種于宋代大放光彩的音樂文學，詞源于詩，是詩歌的一種變體。
早期的文人詞多出自中唐，故詞產生于初盛唐，中唐以后方開始流行起來。言及宋詞的發展時，前人有“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之說，認為北宋詞尤爭氣骨，南宋詞則專精聲律；由此將宋詞劃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期論說。
就北宋詞而言，又可分三個時期：一、由宋初一直到仁宗天圣、慶歷年間，是北宋詞的初期，晏殊、歐陽修等詞人，承續《花間》派與南唐詞而有變化；二、由仁宗天圣、景佑以后，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是北宋詞的創造時期，大詞人柳永、蘇軾以及秦觀等，是推動宋詞發展的關鍵人物；三、由哲宗末年、歷徽宗一朝，直至汴京淪陷以前，是北宋詞的總結期，出現“集大成”的詞人周邦彥。此外，北宋滅亡前后的李清照等南渡詞人的主張和作風，與北宋詞的聯系較為緊密。
北宋初期，詞作家承南唐之余緒作曲子詞，多致意于提高令詞的品位，令詞的發展，由馮延巳以開晏殊和歐陽修。晏殊在宋初詞壇影響最大，是詞從晚唐五代過渡到北宋的關鍵人物；他不但開拓了宋詞婉約派的正宗風格，而且在詞的表現內容、表現手法、音調詞格等諸方面都有重要貢獻。
北宋詞的發展，至柳永出而為一大變，為蘇軾革新詞體和“以詩為詞”創造了前提條件，士大夫可籍詞抒寫浩氣逸懷，其性情抱負能充分體現于“曲子詞”中。自柳永出來后，行于士大夫杯酒**之際的令詞，漸為悅于俗耳而流傳四方的慢曲所壓倒，其歌詞廣泛流行于社會，遂有與傳統五、七言詩爭勝之勢。
柳永所作慢詞，已脫盡《花間》以來填詞習用的腔調，拓展了詞的表現方式和內容，天才橫溢的蘇軾也不免受其影響，秦觀、晏幾道等人無不取法他的風格。但柳詞的哀感頑艷而詞語塵下，多褻俗、粗率的市井語；秦詞則以清麗和婉出之，風格遒上，情致幽遠。
秦觀等不僅使慢詞復歸于淳雅，為士大夫所樂聞；而且在令詞方面多有不俗的表現，以善于抒情的哀婉詞作，成為“古之傷心人”的代言者。北宋后期音樂機構大晟府的建立，促進了當時詞風的變化，有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派產生。
北宋的慢詞發展到周邦彥的清真詞，成為后世人取法的榜樣，影響深遠。宋室南渡后，詞壇的風氣發生了變化。
南宋初期的詞人作詞，多接受蘇軾“以詩為詞”的影響，以詞言志抒懷，籍以激勵人心，恢宏士氣，這方面以辛棄疾成就最大。此外，李清照強調“詞別是一家”，以女性詞人特有的細膩纖巧寫閨情詞而有丈夫氣，創立獨具一格的“易安體”；朱敦儒承蘇軾詞風而走向放曠自適，在曠放的基礎上形成了看破紅塵的隱逸風調，有“朱希真體”，分別代表了當時宋詞發展的兩種走向。
辛棄疾把東坡詞風帶到南方并發揚光大，形成氣勢磅礴、悲涼感憤的蘇、辛詞派，此為南北宋詞壇風氣轉折的一大關鍵。南宋中后期，有清雅詞派興起，姜夔為此詞派的開山大師。
自此之后，史達祖、吳文英以迄王沂孫、周密、張炎等，取徑各異而同趨于雅，欲以人工奪天巧，其鍛煉之精深，音律之閑婉，皆前所未有；但也因此而傷于自然，由雅俗共賞變為純粹的文人吟唱，措辭雖工，缺乏鮮活靈氣。詞至南宋中期起，豪氣是衰落了。
詞在兩宋，曼衍繁昌，經歷了發展、成熟以至蛻變的過程。宋以后，詞體雖未亡，但已是尾聲余韻。
宋代藝術家在這一特殊的藝術領地里，將宋詞發展成為一代文學的代表。
4. 辛棄疾處在南宋的那個時期
宋高宗趙構時期
辛棄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今濟南市歷城區遙墻鎮四鳳閘村）人，中國南宋豪放派詞人，人稱詞中之龍，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并稱“濟南二安”。辛棄疾生于金國，少年抗金歸宋，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追贈少師，謚忠敏。有詞集《稼軒長短句》，現存詞600多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戰斗精神是他詞的基本思想內容。著名詞作《水調歌頭·帶湖吾甚愛》、《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滿江紅·家住江南》、《沁園春·杯汝來前》、《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等。其詞藝術風格多樣，以豪放為主，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其詞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著有《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由于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后被彈劾落職，退隱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棄疾逝世，年68歲。
5. 論述南宋詞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
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臨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戰論與主和論尖銳對立，而中原地區已委之于異民族。許多人成為被逐出故鄉的流亡之身的現實，喚醒了人們心胸中激烈的悲憤之情與民族意識。因此，不久后，絕響已久的豪放詞派再興的機運產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詞人是辛棄疾，他生長于金統治下的山東，加入了反抗壓迫政權的義軍而戰斗，后來返歸南宋。他性格剛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個徹底的主戰論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厭而不遇。
他的詞作，寄托有備嘗殆盡的亡國之痛，與收復中原的悲壯心愿，而極盡激烈豪放。然而作為其支柱的仍是纖細而敏銳的感受性，那種調子具有另一種意味的瀟灑而典雅的風格。他也作了不少寫景詠物的優秀作品，而同樣尤多假借風物以述憂世之志與人生議論之作，還時時表現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評為“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論為詞”。
取其號被稱為稼軒體，而成為豪放派典范的那種詞風，可以說更大地擴展了由蘇軾取得新開展的詞之領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認，詞的特色因此而變得淡薄了。無論如何，辛棄疾作為豪放派的領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詞人。
這一時期與辛棄疾共同被列為豪放派的有張孝祥、朱敦儒、陸游等。其中張孝祥英年謝世，然而其歌詠收復中原熱情純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較辛棄疾年輩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時詞多柔婉，在身歷目睹國難的中年以后，轉而歌詠憂國心情，然而不如辛棄疾激烈，總的看來較沉郁。特別是在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帶有虛無的意味。
陸游作為詩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為強硬的主戰論者，其詞也滿溢著激情，晚年時同樣表現出閑淡的詞境。
紹興十一年（1141）經高宗與宰相秦檜之手，對金和約簽訂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饒的江南地區之經濟就進展了，主戰論的熱情被束之高閣，民心向往奢侈與享樂。在這種風氣中，繼承周邦彥傳統的婉約派又表現出興盛的活動。相對于豪放派重視述志之詞，結果使詞與樂曲逐漸分離，他們在表現上爭艷斗麗，在音律上悉心鉆研，代表南宋前期這種傾向的是姜夔與史達祖。
姜夔未能登進士第，一生無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資助而度過一生。他雖然晚年也有唱和辛棄疾之詞，不無憂國之調，然而他的本領仍然是吟詠艷情風物的唯美之作。較之賀鑄、周邦彥，他用典較少，以自創新意之修辭為支點的高格調，被視為有“清空”之趣。特別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在詞旁注記樂譜的作品，在其詞集中出現17首，17首作品，成了今日為復原當時的曲調所存的，唯一的貴重手稿。
后期，所謂“文人墨客”，宦途無成，而憑其詩文書畫等藝術才能游歷各地度過一生之風氣，在姜夔之后愈益興盛，這成為南宋中葉后一種社會現象。
為這種階層之出現帶來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撐它的豐饒的經濟能力，然而不管怎樣，在那樣的文人墨客中，雖然其優秀的一部分，以無官之身而同時兼為風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會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漸近于幫閑與游藝者的，也為數不少。于是在這類文人們的從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出賣品的藝術技能中，詞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詞為職業的專門詞人多有產生，他們成為南宋后期詞的承擔者。
這類專門詞人的特征是幾乎都有唯美傾向，工于音律修辭而極盡精致，這種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達祖身上已能窺見。豪放派的詞至辛棄疾，愈益失去其相對于詩的特異性，可說僅僅采用詞的形式，而前述傾向，與之相對而有一種再度追求詞的獨自境界，使之鮮明的沖動。同時，由于把詞作為專門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價值的動機。
達到這一風潮頂點的是吳文英，他也是位經常往來于蘇、杭之間，同時而成為各地權要之門客的游士，晚年的情況不很清楚。吳文英也多自度曲，成為其詞風基調的，是一種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現、造句，均極盡華麗而曲折，同時又使他的詞變得極其晦澀。詞至吳文英，可說是極盡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時也愈益特殊化，成為脫離一般人的東西。
這一時期屬于豪放派的詞人，僅可舉出劉克莊之名，而其風格不出辛棄疾之流亞。
6. 唐五代至南宋的詞的發現歷程,500字
唐五代北宋是詞的萌芽與成長的興起時期。
從大量的民間創作，到文人的模仿學習“依曲拍為句”，一直到成為文壇的一種主要抒情詩創作形式，詞的發生、發展經歷了一個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過程。以下分階段敘述。
1、敦煌曲子詞： 詞，作為一種新興的詩體，它最初廣泛流傳于民間。可以肯定，當時流傳在民間的詞一定是很多的。
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民間詞絕大多數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敦煌鳴沙山第288石窟（藏經洞）里發現了幾百首抄寫的民間詞，為研究詞曲的發展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
現存的敦煌曲子詞，不僅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同時在藝術上也保留了民間作品那種質樸與清新的特點，風格也較為多樣。正是這種流傳在下層人民中間的民間詞哺育了文人，促進了文人詞的創作和發展。
同時，在敦煌發現的曲子詞里，還保存下一些在現存唐代文人詞中很少見的長調。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詞中寫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愛的作品。
配合公私宴飲等娛樂場所中流行之燕樂歌唱的曲子詞，必然會受到創作環境、氛圍的影響，表現出一個大概的創作傾向，即多言男女艷情以侑酒助樂。 作為詞的初期形態，敦煌曲子詞也明顯不同于后來成型的歌詞。
它的初期形態的特征，吳熊和先生《唐宋詞通論》歸納為六點：有襯字、字數不定、平仄不拘、葉韻不定、詠調名本意者多、曲體曲式豐富多樣。同時在藝術表現上，許多作品還過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讀。
曲子詞這顆明珠，還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詞 詞在民間流傳過程中，它活潑的形式，鮮明的節奏以及豐富多彩的音樂性，不僅為廣大下層人民所喜愛，同時，也必然會引起廣大文人的重視。
文人倚聲填詞可能很早。現存最早的文人詞，有人認為是李白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和《憶秦娥》（“簫聲咽”）。
宋代黃升在《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認為這兩首詞是“百代詞曲之祖”。但多數人認為這兩首詞是偽作，迄今尚無定論。
下這樣一個結論：初、盛唐時期，民間與文人都已經開始了“曲子詞”的創作，這是可以被學術界所接受的。 這一時期文人詞的創作，都是向民歌學習的結果。
所以，依然保持著民歌風韻天然、明白如話的特征。從初、盛唐到中唐，相對而言，“曲子詞”的創作局面仍然比較沉寂。
中唐以來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依曲拍為句”，響應者寥寥無幾。一方面，這時候唐詩的創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壇上獨領風騷；另一方面，從初、盛唐以來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積極用世之意志，與“曲子詞”婉孌低靡的格調還不太協調，一種適宜“曲子詞”生長的社會環境還沒有出現。
3、晚唐五代文人詞 晚唐五代是我國詞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歌詞創作的高潮。林大椿編輯的《唐五代詞》，收詞1147首；張璋等先生編著的《全唐五代詞》，收錄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編著的《全唐五代詞》，收錄作品2641首（正編1963首、副編678首），其中正編部分五代詞就有689首之多。
可以說明唐末五代以來歌詞創作的興盛。 五代十國，“你方唱罷我登場”。
在這亂哄哄的歷史鬧劇中，各個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淺，無（政）（治）遠見，在狠斗勇戰之余，只圖聲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 五代十國時期世風的華靡浮艷繼續為詞的發展提供最為有利的環境。
這個階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漸形成兩個詞人創作群體：西蜀花間詞人和南唐詞人。由于西蜀、南唐在當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面，經濟生活甚至還呈現出一時的繁榮，這就為詞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西蜀地勢險要，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與中原廣大地區相比較，局勢相對穩定，較少戰爭禍亂，一大批文人避難西蜀，形成創作群。
《花間集》是文學史上最早的詞的總集之一，它是后蜀趙崇祚編成的，成書于廣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詞人的500首詞。 4、北宋文人士大夫詞 兩宋是詞的全盛期。
詞之所以獨盛于宋，除唐五代詞為宋詞的發展做好了準備以外，主要是和當時政治穩定，經濟、文化、藝術的全面繁榮聯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趙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趙宋王朝，結束了自安史之亂以來長達二百余年之久的戰亂與分裂局面，進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國家統一與政治上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
這一時期，經濟發展，都市繁榮，人口增加，市民階層在不斷壯大。北宋都城汴京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中心，它自然成為“新聲”（即“曲子詞”）創作的總匯之地。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全面記述了當時汴京的繁榮景象，并說：“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宋史·樂志》中也說：“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
自后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上面這些文字，形象地描繪了宋代“新聲”的發展和繁榮過程。
當然，宋詞的發展和繁榮是有個過程的。它的發展、繁榮和宋代的政治、歷史、時代風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學情趣的變化密切相關，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
就北宋詞發展過程來看，依據創作模式的轉移與詞風的嬗變，大體可以分為四個創作時期。即：。
